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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在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方面與發達國家差異性表現在發展路徑、側重點不同以及對中小企業關注度不同。中國的發展路徑是數字化先于自動化;側重點在于,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,以兩化融合為主線,推動傳統產業在自動化、信息化方面的“補課”。
中新社記者:在全球競爭環境下,中國不同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遭遇了怎樣的挑戰?
劉軍梅:在數字化轉型中,中國的不同企業面臨挑戰不同:大企業更傾向于做標準化的產品,個性化的產品則更適合小企業、小團隊去實施。中國的制造業主體力量是大量中小腰部企業。而傳統制造行業的中小企業,長期以來采用傳統管理模式和生產方法,在轉型方法論和轉型案例的理解上,即做什么、怎么做方面多有困擾。因此,中小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時,常常存在“不想轉”“不會轉”的問題。許多中小企業目前仍未完成自動化改造,在資金方面的限制使得企業的試錯能力不足,導致了“不敢轉”。中小企業還存在人才問題,通常在轉型方案、路徑上需要的團隊來幫助執行,即使聘用外部團隊幫助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,也缺乏相關的內部人才理解、執行方案,容易導致轉型效果不理想,甚至失敗。
中新社記者:在工業軟件方面,中國的競爭實力如何?數字化時代,如何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和經驗?
劉軍梅:工業軟件是制造業的大腦和神經。中國的科學類工業軟件距離國際水平差距大,工程類次之,差距小的是管理類軟件。不過,中國國產工業軟件水平并不是全面落后于國際,而是呈現出差異化,在管理類軟件方面甚至于國際。
在核心引擎和科學類軟件方面,中國仍處于全面落后狀態。目前中國大多數軟件都基于美國的數據開源,這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軟件體系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,中國加大了軟件技術研發和創新力度,并且取得了階段性成效。比如,在CAD、ERP、FP、SCM、PLC等工業軟件領域,國產化率已較高,國產ERP軟件更是占據了近90%的市場份額;同時,一大批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涌現,其中主營業務收入超10億元(人民幣)的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逾40家。
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,中國國產工業軟件等缺乏足夠應用場景。面對歐美等發達國家在軟件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市場壟斷,我們需要釋放部分合適的應用場景給國產智能裝備,讓國產軟件有試錯驗證的機會。
數字化轉型浪潮中,中國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“基礎不牢”的問題。在此方面可借鑒德國平臺建設經驗,加強與德國在這一方面的合作,促進如兩化融合平臺、工業互聯網網絡創新實驗室、工業互聯網制造安全一體化測試床等相關平臺體系的成熟完善。而美國工業互聯網思維下的數字化轉型,恰好可以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匹配。
2023年7月,復旦大學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團隊對30余家數字化轉型服務商和需求方企業進行調研。受訪者供圖
中新社記者:在產業政策扶持上,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,各國政府采取了哪些扶持措施?中國的中小企業需要怎樣的產業政策扶持?
劉軍梅:總體來說,在政府的支持下,美、德、日、新均建設或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支援體制或平臺;中、德、新、韓四國政府更關注中小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。
在產業扶持方面,美國政府創建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作為“孵化器”,以“產學研政”合作的形式,降低研發與應用的成本及風險,推動先進技術的研發,促進研究成果的轉化與應用;德國政府搭建了工業4.0平臺以及中小企業工業4.0zhuoyue中心,由政府領導,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專家共同參與,為所有工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幫助;日本政府形成了成熟的多方合作支援體制,即“官產學”一體化合作機制,在技術成果轉化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;新加坡也推出了“國家人工智能核心”計劃和“大學—企業研究室”計劃,凝聚政府、國內外企業、高校等科研機構三方力量。中國政府目前也搭建了兩化融合平臺,但在參與企業數量、平臺功能建設等方面仍有待提高。
在中國,中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,它們的數字化轉型是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重要一環。但由于技術、資金、人才以及管理經驗等方面的限制阻礙了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,所以各級政府都在推動金融機構、平臺和企業的多方合作,用“云量貸”等實際政策措施來嘗試解決中小微企業,面對數字化轉型“不會轉”“不能轉”“不敢轉”問題。
我們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。德國工業發達,大型企業的數字化水平較高,部分企業處于世界水平,因此德國的政策扶持更多地關注中小企業,建設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工業4.0zhuoyue中心和中小企業測試床,為中小企業提供認識和了解數字化的機會,并提供具體的數字化改造實施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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